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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送美军7万慰安妇内幕

2018-10-14 22:44:54
日本送美军7万慰安妇内幕

  “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薪水,限18至25岁女性”。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时,当天就有1600余人前去面试,而3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6万人之多。

  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绝大部分应聘者不知道她们将要从事的工作是为驻日美军提供性服务。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深信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妓女不足公开征集 慰安妇待遇悲惨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起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十分悲惨。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本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妇。日方记载,其中半数慰安妇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但在前一天晚上,却闯来100多名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妇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

  慰安妇到底有多悲惨 担心美军施暴设立慰安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进驻日本。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让日本人极度恐慌。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处于“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中,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5000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却很快批准了这笔钱,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

  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就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协会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设施、食堂、物产各部,并冠冕堂皇地声称协会的作用是“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这样,以日本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率先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7万人。

  妓女不足公开征集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妇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当。然而,在进行征集时,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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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外,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忍辱生下日本孩子的中国慰安妇。

  结果,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1/3都未达到。日本政府无奈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征集良家妇女。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失业率极高,且“男性优先就业”,很多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日本女性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自然众多。根据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从事性服务的不到20%,但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妇的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称当时“自愿的不超过半数。”

  慰安妇待遇悲惨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起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十分悲惨。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本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妇。日方记载,其中半数慰安妇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但在前一天晚上,却闯来100多名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妇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

  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一个化名“玛丽”曾在小町园慰安所从事慰安服务的女子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

  而在慰安妇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时,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皇族、公族、财阀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一百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中国海南海花岛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妇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收入落入了右翼财阀的腰包。

  性病泛滥导致慰安设施关闭

  但是,这个“兴旺”的产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原因出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肯使用的美国兵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妇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公布,更引发了轩然大波。

  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这让麦克阿瑟十分尴尬。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侵华日军强迫多少中国妇女当慰安妇

  日本自侵华战争开始后,在日军中推行配备“慰安妇”的制度,随着战争的蔓延,慰安所也被广泛地设置于中国各地。除未占领的甘肃、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地以外,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及台湾地区,都发现了慰安所遗址。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其侵略军队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由于战败时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也由于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历史文件,要准确指出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而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根据关东军的作战计划,1941年,它准备动员70多万人的军队和2万人的“慰安妇”,其比例为37.5:1。

  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军队的认同。目前日本学者普遍认同当时军队里流行的“29:1”之说,也就是军队认为37—38名士兵配给一个“慰安妇”太少,根据生理限度,一个“慰安妇”大约对29名军人,才能大致使军队得到性满足而不致引起内部的混乱。据29:1的比例,日本学者再加上“慰安妇”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补充的更替率(他们认为更替率大约在1:1.5或1:2之间),算出的“安慰妇”总人数大约为:

  300万(日军)÷29×2=20.6897万人

  即二战期间的“慰安妇”人数为20万左右。这个研究结果是在1992年前后由日本学者得出的。但是,在那时,中国大陆的“慰安妇”问题还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几乎没有展开正式的有规模的调查。因此,这个数字,是日本学者主要根据日本国内、韩国的研究、艺妓以及对东南亚的部分调查而作出的。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开展“慰安妇”的调查和研究之后,研究者发现了至少以下数点以前未被注意的问题。第一,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即配备“慰安妇”的完备性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不但主力部队,而且警备队、小分队以及前线的碉堡、据点都普遍设立了此类设施,这表明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妇女远比此前研究范围大。第二,前此作出的20万人数字估计,都是以日本、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女子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数量只是象征性的,而近13年来的中国大陆调查到的慰安所遗址、历史目击证人及“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证言,均证实有大量慰安所强拉当地女子的事实,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妇女。

  由于中国大陆是二战时期日军最大的主战场,因此,未将中国的受害妇女计算在内,这20万数字显然是大大偏少了。第三,关于更替率。从这些年来受害者的证言和从各地编撰的地方志资料中可知,在战争特别是战争的前期和后期,日军对中国军民尤其是平民的杀戮,是变本加厉的。《安庆文史资料》中有一例记载,1938年6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女子设立慰安所,结果被日军官兵“亵侮、奸淫、杀害”,1938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记录了一位中国牧师陆某误入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行乐所”,救出了他的邻居——一位新婚女子,据这位女子言,楼分3层,以年龄区分关押,不得穿衣服,日夜遭受蹂躏,每天有人死去,每天又有新的补充,关押有数百人之众。而这些女子,最后都下落不明。而《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于塔洋桥边全部杀死,原因是不肯好好接待日军。1944年5月日军在湖南株州一慰安所中的10名中国“慰安妇”中,有8名丧生。这些零碎的记载,只是沧海之一粟。由于中日是交战国,中国“慰安妇”的死亡率比起日本、东南亚、朝鲜的受害者要高得多,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样高的死亡率下,“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言证实,一直到1945年为止,日军仍然保持了军队中慰安所设置有增无减的势头。因此,如果将更替率定在1:1.5和2.0之间,可能是偏低了。因此,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提出更替率在1:3.5到1:4.0之间,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300万(日军)÷29×3.5=36万人

  300万(日军)÷29×4.0=41万人

  即整个的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暴力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1万之间,其中约有半数即20万左右为中国妇女。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在近13年来研究和实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但它可以大致反映中国妇女在二战时期受日军荼毒之深重的一个概况。

  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强迫中国的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

  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所以这种抢夺曾遍及各地。防火密封胶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满足他们的兽欲”(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抢劫妇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云南的龙陵、腾冲等地,几乎所有的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进入山西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不仅慰安所建成,还发了一大笔财。日军直接或者通过汉奸伪政权掳掠中国妇女为性奴隶,比例是很高的。

  中国“慰安妇”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长者40岁,甚至50岁,年轻的20来岁,甚至有不少还是少女或幼女。如日军在海南保亭县设立“快乐房”,强召当地黎族少女充当性奴隶,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

  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进行诱骗。占领上海后,日军的特务部门便在市中心的“租界”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地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孤岛”内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被统统押进慰安所,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

  根据如皋史志,1940年8月3日,新四军东进抗日抵达如皋西乡,随后在如皋卢港成立了中共如皋县委和县政府,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的叶飞,兼任苏中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苏中第三军分区机关就设在如皋,形成了如皋抗日根据地。据周粉英老人讲述,她的前任丈夫倪金成是于1941年4月参加新四军的,这也正和历史相符。

  古街巷道寻访慰安所旧址

  穿越白蒲镇的通扬运河畔有一片青砖黛瓦的居民区,这里就是当年侵华日军在白蒲镇设立的军营和慰安所旧址,周粉英正是在这里被日军蹂躏长达两个多月。

  白蒲镇蒲西村31组79岁的老人程考骞说:“这个地方原来有座中兴旅社,日本人设在镇上的慰安所就在旅社里,后来拆掉建起了现在的房子。”

  程考骞回忆,日本兵一来他们就逃走了,自己还清楚地记得,村里有两个长得很好看的姑娘没来得及跑,被日本鬼子活捉,凄惨的哭叫声大老远就能听见,这么多年了,自己还记得,一个叫秀珍,一个叫引侯。“日本鬼子可恨,帮他们忙的汉奸也特别可恨!”程考骞说,当时白蒲是个大镇,最多时有日本兵上百人,帮助他们找“花姑娘”的全是汪精卫的“和平军”这些汉奸,他们都是当地人,对谁家的女娃和新媳妇长得好看很清楚,所以,每次他们出去抓人,汉奸都在前面“开路”,“花姑娘”就是躲起来或者“投奔”亲戚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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